賦稅抵償,票面利率

會計關于溢價購買相關的的計算問題 誰能語言通俗易懂的講講 不要特別術語 謝謝 您回答我給您發過

會計是以貨幣為主要計量單位,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主要目標,運用專門方法對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的經濟活動進行全面,綜合,連續,系統地核算和監督,提供會計信息,并隨著社會經濟的日益發展,逐步開展預測、決策、控制和分析的一種經濟管理活動。
會計的歷史頗久,古已有之。據記載,我國從周代就有了專設的會計官職,掌管賦稅收入、錢銀支出等財務工作,進行月計、歲會。亦即,每月零星盤算為“計”,一年總盤算為“會”,兩者合在一起即成“會計”。

什么是李嘉圖等價定理?

李嘉圖最早在《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提出了這樣的推測:在某些條件下,無論是用發行公債籌資還是用稅收籌資,其效果是等價的。布坎南將其稱作“李嘉圖等價定理”。
李嘉圖等價定理的核心思想在于:公債不是凈財富,無論是以稅收形式,還是以公債形式來取得公共收入,對于人們經濟選擇的影響是一樣的。財政支出無論是通過目前征稅還是通過發行公債籌資,沒有任何區別,即公債無非是延遲的稅收,在具有完全理性的消費者眼中,債務和稅收是等價的。根據這個定理,發行公債并不提高利率,對私人投資不會產生擠出效應,也不會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這些仍然未得到實際經濟運行的論證。
該定理是以封閉經濟和活動非生產性為前提與條件。

將作為發行銀行券的儲備金,有何影響

貨幣發行制度 - 概述在金屬貨幣可以自由鑄造、自由流通的時代,貨幣本身具有十足的內在價值,無須有發行準備;在銀行券出現的早期,金屬貨幣與銀行券混合流通,銀行券只是由于交易的需要代替金屬貨幣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并隨時可以兌換為十足價值的金屬貨幣,因而也很少對銀行券的發行加以限制。后來銀行券的流通范圍不斷擴大,過量發行導致銀行券不斷貶值。為保證幣值穩定,防止濫發紙幣,就采用法律形式對銀行券的發行作出限制。如國家制定貨幣發行法,規定由中央銀行壟斷貨幣發行權,發行貨幣要有一定的、證券和其他資產作保證,同時還規定發行額度,有的還規定了超額發行要繳納發行稅之類的監督措施。
編輯本段 回目錄 貨幣發行制度 - 貨幣發行制度類型 各國的貨幣發行制度因國情不同而內容各異,最核心的是設置發行準備金原則的區別。發行準備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準備,包括有十足貨幣價值的金銀條塊、金銀幣和可直接用于對國外進行貨幣清算的結存。另一種是保證準備(又稱信用擔保),即以、財政短期庫券、短期商業票據及其他有高度變現能力的資產作為發行擔保。從歷史上看,貨幣發行準備金制度有過五種基本類型:
十足準備制
又稱單純準備制,即發行的兌換券、銀行券要有十足的準備,發行的紙質貨幣面值要同金銀等的價值等值,實際上這種紙質貨幣只是金屬貨幣的直接代用品,只是為了便于流通。這種制度僅在金屬貨幣時代適用。
部分準備制
又稱部分信用發行制、發行額直接限定制、最高保證準備制。部分準備制最先在英國出現,其要點是由國家規定銀行券信用發行的最高限額,超過部分須有百分之百的準備。隨著發行權的集中,這種限額可以在一定限度內增加。
發行額間接限制制
包括:①證券托存制,即以國家有價證券作為發行保證,在這種制度下,國家公債是銀行券發行的保證,如1863年美國的《國民銀行條例》;②伸縮限制制,即國家規定信用發行限額,經批準的超額發行須繳納一定的發行稅,1875年德國曾采用此制;③比例準備制,即規定紙幣發行額須有一定比例的準備,如1913年美國的《聯邦儲備法》。
最高限額發行制
又稱法定最高限額發行制,即以法律規定或調整銀行券發行的最高限額,實際發行額和準備比率由中央銀行掌握。法國自1870年起采用這一制度。
商品足值保證制
即以計劃價格投入流通的大量商品作為紙幣發行的保證。在中國則表述為"百物本位制"。80年代末以前,蘇聯以及東歐各國大都采用過這一制度。
各種貨幣發行制度都曾以某種方式規定了中央銀行的黃金準備數量,但由于經濟制度中的矛盾,經濟活動規模的迅猛擴張,黃金準備占銀行券發行總額的比例普遍銳減。貨幣發行制度過于依賴黃金準備,銀行券的穩定只有依靠與黃金兌現來保障,必然導致貨幣流通數量不足,中央銀行集中的黃金準備也無法應付劇烈波動的經濟貨幣需求。因此,從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以來,各國普遍實行不兌現的信用貨幣制度。這種信用貨幣形式上仍是銀行券,但其實質已接近紙幣,黃金已退出流通,信用貨幣不僅不能與黃金兌換,而且已不用黃金作為發行準備。法國于1939年取消了銀行券的黃金保證制度;英國于1939年 9月頒布法令將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儲備全部移交國庫;美國于1968年1月取消了銀行券的黃金保證?,F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發行,主要以國家證券作保證,黃金實際上已作為一種普通商品在市場上流通,成為一種取得的最簡便的手段。世界貨幣發行制度的總趨勢是發行銀行券由可兌銀向不兌銀、由準備向保證準備、由保證準備發行向貨幣供應量的管理與控制逐漸過渡。在這一轉變過程中,中央銀行的紙幣發行中隱含著的紙幣發行因素,為穩定通貨帶來了一個復雜的問題。
編輯本段 回目錄 貨幣發行制度 - 中國的貨幣發行制度中國紙幣產生于宋代,而法定紙幣的發行起于清末。
清代 1897年5月27日成立中國通商銀行,清授予發行紙幣特權。1904年3月14日清開始計議設立大清戶部銀行,1905年8月在北京成立戶部銀行,制訂章程32條,授予戶部銀行鑄造貨幣、代理國庫、發行紙幣之特權。這是中國最早的中央銀行。發行的紙幣實為銀兩兌換券。1908年戶部銀行改名大清銀行,發行的紙幣同戶部銀行相差無幾。清末錢莊、銀錢店、官銀局都發行紙幣,有銀兩票、銀元票、錢票等三種。都以當時銀價定值,繳納錢糧賦稅均可通用,誰家發行由誰家負責兌現。既未規定發行限額,也未建立發行準備制度。1909年6月清頒布《兌換紙幣則例》19條,明確規定紙幣發行權屬于清,一切發行兌換事務統歸大清銀行辦理,所有官商錢行號,一概不準擅自發行紙幣。但當時幣制混亂,銀、錢、紙幣混合流通,未能形成真正的紙幣發行制度。
中華民國時期 1912年,北洋的國家銀行——中國銀行被授予兌換券發行權,但各省紙幣發行過濫,幣制未能統一。1913年春,北洋籌劃幣制改革,于1914年2月頒布《國幣條例》,決定采用銀本位制,因幣制問題爭論未能實現。1918年又公布《金券條例》,預備實行金本位制,因無發行準備,籌劃落空。1924年8月,孫中山領導的廣東革命在廣州創辦中央銀行。1927年10月,南京國民頒布《中央銀行條例》,1928年10月公布《中央銀行章程》,11月1日中央銀行在上海正式開業。1935年9月又公布《中央銀行法》,規定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享有發行兌換券的特權。1935年11月2日,以財政部布告和宣言的形式公布了《法幣政策實施辦法》,主要內容是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為法幣(1936年2月,又規定中國農民銀行發行之鈔票亦視同法幣),一切公私款項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使用銀幣、生銀、銀錠、銀塊等。法幣的價值基礎不再是銀本位,也沒有規定含金量,是以對英鎊的匯率來表示法幣的價值,規定法幣1元等于英鎊1先令匧便士,以白銀運到倫敦換成英鎊存在英國作為發行準備,以維持法幣的穩定。1936年5月,國民與美國財政部簽訂《中美白銀協定》,確定法幣與美元匯率掛鉤,法幣100元等于美元30元,美國向中國續購白銀5000萬盎司,換成美元存入紐約的美國銀行作為法幣發行準備,以維持法幣匯率。當時,存入英國的法幣準備金約有2500萬英鎊,存入美國的法幣準備金約有1.2 億美元。這種依附于外國的半殖民地貨幣發行制度,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就開始衰落,不久就徹底崩潰。
革命根據地 中國人民獨立自主的貨幣發行制度起始于1928年2月海陸豐蘇維埃勞動銀行發行銀票,各革命根據地都曾發行過自己的貨幣。各根據地工農銀行發行的貨幣有銀元、銀角、銅元、銅幣、布鈔和紙幣,以紙幣為最多。發行前都籌集了一定數額的基金作準備,主輔幣可以兌現。根據地銀行發行的紙幣能夠保持幣值穩定,在城鄉市場廣泛流通,主要是堅持有多少財力就發行多少票子,財力包括銀行基金、繳獲的金銀、征收的公糧,折價后發行相應數量的紙幣;堅持按經濟發展的需要發行貨幣,單純的財政需要放在次要地位;保證鑄幣的成色和重量,保證紙幣同銀元自由兌換;大力組織商品流通,減少市場貨幣流通量等等。根據地以及后來的抗日戰爭時期邊區的紙幣發行是以物資作保證的發行,不僅支持了生產、支持了戰爭,還保證了貨幣的基本穩定,建立了獨立自主的貨幣發行制度和貨幣流通市場。1948年12月 1日中國人民銀行的建立以及人民幣開始投入流通,標志著中國獨立自主的貨幣發行制度逐步成熟和鞏固。
中華人民建立后 人民幣的發行,是以國家掌握的能按照穩定價格投入市場的商品作為貨幣發行的準備資產,同時,人民銀行集中掌握黃金和儲備,用于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和國際貨幣清算。中國人民銀行為人民幣的唯一貨幣發行機關,發行數額須報經國務院批準,任何部門和單位都無權對市場增加貨幣發行;中國人民銀行堅持經濟發行原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和商品流通的實際需要,通過銀行信貸渠道來發行貨幣;人民幣的發行以十足的商品物資價值為基礎,即“錢出去、物回來,物出去、錢回來”,以保證幣值的穩定;國家授權中國人民銀行專庫管理,無出庫命令,任何人無權將發行基金的現鈔轉為銀行業務庫的待支付,保證國家對紙幣生產和供應的絕對控制權;人民幣限于境內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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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所有權與管理權相分離情況下,會計的根本目標是

一、問題的性質
對因公司剩余財產所有權和管理權相分離所產生的利弊的爭議至少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亞當?斯密認為股份公司的董事由于主要是在管理他人的財富而缺乏經濟利益激勵。他并預言股份公司將不可能在競爭中勝過其他剩余財產所有權和管理權結合相對緊密的商業組織。兩個多世紀過去了,人們發現股份公司不但沒有消失,而且在現代經濟中占了主導地位。1932年,伯爾和彌恩對現代公司剩余財產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又提出了質疑。他們懷疑管理者控制的公司是否有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驅動。
我們認為這些質疑現代剩余財產所有權和管理權相分離的悲觀論者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忽視了研究解決此類問題的機制。顯然,悲觀論者對比較公司管理制度研究無多大興趣。不難發現,這些悲觀論者受到了非議。斯蒂格勒等認為伯爾和彌恩對經濟學的貢獻是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假定必須作出修正以考慮管理者階層會尋求自身利益的現實性。他們通過對管理階層控制權的討論及對管理者階層控制權和他們的報酬關系及公司利潤關系的研究提出了對伯爾和彌恩觀點的挑戰。他們認為忽視對經濟制度運作的研究是伯爾和彌恩論點的重大缺陷。盡管斯蒂格勒意識到某些機制限制了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他們并沒有詳細討論這些限制管理者機會主義行為的監督機制及他們的意義。由于斯蒂格勒等假定了這些監督機制的存在,對他們而言比較公司管理制度的研究就無特別重大的意義。德姆塞茨和萊恩對伯爾和彌恩的觀點提出了類似的批評。他們的推論是簡單的,假定管理者和剩余財產所有者的利益不一致,那么股票的不同分布會影響公司的利潤。然而這一關系并沒有被經驗調查所證實。于是,他們推斷伯爾和彌恩的論點有可疑之處。他們的一個論點是,股份的分散程度和公司的大小成正比。對這一關系似乎不難理解。因為當尋求財富最大化的公司增大時,取得控制公司 權的代價同時升高。這顯然會阻止人們爭奪控制權的行為。另外,當因取得公司控制權的收益小于通過分散風險投資而獲得的收益時,人們會選擇后者。德姆塞茨和萊恩似乎對比較公司管理制度的研究興趣不大。否則的話,他們會發現自己這一結論只適用于美國而不適用于德國和日本。羅爾提出,德國和日本最大的生產企業都是由金融機構(股東)控制的。
我們認為公司的產生和發展是有成本的。然而公司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又表明公司的產生和發展又有其收益的一面。在公司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因公司產生和發展的收益主要來自于減少交易成本、風險分散性、協同作業、管理者專門知識和規模經濟。我們在本文中只假定這些收益而不加以證明。原因是因公司產生和發展的收益通常是大于或等于其成本的,否則公司的形式將消失。我們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比較公司治理制度的研究看怎樣運用不同的監督機制以達到降低因公司剩余財產權和管理權相分離而產生的代理成本以及因貸款融資而產生的代理成本。在第二節,我們將討論代理成本的定義及它的衡量性問題。然后,我們將討論各種不同的監督機制對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在第三節,我們將闡述比較公司治理制度研究的政策意義。中國的經濟改革迫切需要我國的家、經濟學者和法學者擴大自己的視野和提高自己的洞察力??鐚W科的研究和比較公司治理制度的研究將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提供有用的素材。
二、代理成本和監督機制
傳統的經濟理論如新古典經濟學只把公司當成是市場的參與者。因此,傳統的經濟學沒有具體的公司理論。這樣對與公司相關成員(如股東、債權人和經理階層)在受限制條件下追求功利最大化問題沒有重視??扑荚?937年寫下了《企業的性質》一文。該文在冷角里渡過了二十幾年后,終于在20世紀60和70年代被重視了。產權學派就是在那時產生的。這些學者主要包括科思、阿爾及恩和德姆塞茨等。產權理論的中心是組織中參與者的收益和成本決定于個利的具體規定。掌握該理論的關鍵是,在既定產權下合同的形式和內容左右了組織中參與者的行為。早期的產權理論都因比較空洞而缺乏實用性。致力于把產權理論具體化的是威廉姆森。
另一種與產權理論相關而又獨立發展起來的是代理關系理論。把該理論用于解釋公司成員行為的主要貢獻者是基圣和默克林。該理論的關鍵是吸收了產權學派中的合同關系。這樣該理論透過了公司的空架而側重于把握與公司相關成員間的合同關系。在該理論中,個人被作為研究的基本單位。公司中各成員間因不同利益而產生的損失和支出的費用稱為代理成本。代理成本主要包括為達到某些目標而協商、制訂、執行和實施合同的費用和由于利益不一致而無法消除的剩余損失。實施合同的費用主要包括監督合同執行的代價和雙方為執行合同而自愿付出的有利于雙方的代價。剩余損失主要指未完美地執行和實施合同而仍然存在的機會損失。顯而易見,代理成本包括了交易成本、因缺乏激勵而未能達到最優化的成本(moral hazard costs)和為獲得信息所需花費的成本。最后一點是由于制定合同需要大量的信息,因為將來狀況是不確定的,對將來事件的推測需要成本。有人以為代理成本只包括因利益不一致而產生的損失。我們以為這樣的理解是片面的。要切底消除這種因利益不一致而造成的損失是不可能的。當某一類成員如股東的人數非常大時,為執行和實施合同所付出的代價可能大于所降低的損失。由于眾多的人數而產生的集體行為可能導致重復的監督行為。
理解代理問題的關鍵是合同成員承擔了因自己機會主義行為而產生的代理成本。這就表明對某行為而言,任何追求功利最大化的人會努力去減少因合同關系而產生的代理成本。我們以證券融資和貸款融資為例來說明這一點。在證券融資時,如某公司管理階層未對投資者提供有關公司的信息,或該公司無好的報酬制度,或該公司無比較完善的監督管理者的機制,那么發行股票的價格將會很低。這是因為投資者所愿意付的股票價格已經基本地反映了這些情況。再如在借貸融資時,假如某類借貸人經常從事一些轉嫁風險的行為如事后改變紅利政策及改變債務清償次序等,貸款人將作出調整,這種調整包括提高利率或要求債務擔保等。只要市場有足夠的信息,對某類借款人的行為事前是可以作出粗略預測的。顯然,當為降低剩余損失而支出的實施合同的邊際成本小于或等于因降低了剩余損失而帶來的邊際收益時,人們會在合同中作出這些規定并將這些規定付諸實施的。無庸置疑,集體行為問題會影響這一均衡而使資源優化不可能。
代理成本包括的范圍非常廣。我們在這里主要闡述因證券融資而產生的代理 成本和因借貸關系而產生的代理成本。讓我們先來看在證券融資時產生的代理成本。在現代公司剩余財產所有權和管理權相分離的情況下,管理者會在受限制條件下無限地追求個人功利最大化。他們可以從公司攫取財富和不作出應有的努力去經營公司。法律對上述兩種行為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處理。比如,英國公司法嚴禁任何董事利用公司職務而取得的不應有的性益處。顯而易見,英國對公司管理者信托義務的規定非常嚴格。然而英國公司法對謹慎從事和應有管理水準的義務卻要求比較低。也就是說,在通常情況下管理者很少可能因不作出應有的努力去經營公司而對公司作出法律上的賠償。根據英國公司法,一個董事在行使管理職務時不需要達到高于和他類似的人所應有的水準。一個董事也不必持續不斷地關注公司的事務。他只需要參加間隔性的董事會議和其他一些他也是會員的委員會會議。即使這樣的會議,他也不必全部參加,當然他必須參加那些在當時情況下他能合理地出席的會議。最后,他可以按公司章程和細則在無可疑的情況下授權其他的管理人員去履行他的職務。類似英國公司法的這些規定在不同程度上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適用。
經濟學者也許會提出疑問,為什么公司法對這兩類義務規定的嚴格程度相差那么大呢?攫取公司財富和不努力經營公司的后果是相同的—即都會令公司造成經濟損失。我們的回答是法律的局限區域正是市場和合同的有效作用區間。相對而言,法官對不謹慎從事和不符合應有管理水平的判斷容易產生錯誤。相反,市場和合同安排則會更有效地懲罰不負責或無能的管理者。對于信托義務而言,市場的作用則顯得太遲鈍。有關限制管理者因股票融資而產生的機會主義行為的市場和合同機制主要包括資本市場和爭奪控制公司管理權的敵意性兼并市場,推選董事機制、產品市場、經理市場、報酬分配安排、股東對管理者的控制權和公司因交叉持股形成的相互監督。對其中的某些監督機制其他地方已有論述。我們在此僅作簡略的討論。
公司剩余財產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會產生剩余損失,對這一點人們似乎容易接受。不難理解,代理成本跟資產擁有量是成反比關系的。當所有權和管理權合一時,代理成本將會減少到最小值。這是因為由于機會主義行為而產生的成本將完全要由從事該行為的人負擔。那么是否股東所控制的公司里的代理成本一定很小呢?答案不是肯定的。但是問題的性質已轉化為有控制權的大股東和分散的小股東之間的利益不一致性。當這些公司是家庭型的公司而且公司的創始人年事已高或公司由第二代成員控制時,這種現象更加明顯。公司的控制權會給他們帶來非性的收益。這一推論的依據是高收入者的公司控制者對有形財富不如低收入者看得那么重要。而他們對非性的利益卻看得重要些。另外一個理由是公司效益損失的一部分還是由分散的小股東所承擔的。這類公司常常會從事財富不合理分配的行為。換句話說這樣的公司存在有控制權的大股東剝削分散的小股東的可能。對這類因家庭控制而造成的代理成本在加拿大有初步的證據。值得重視的是經理市場和敵意性兼并市場的監督機制對這類公司無什么大作用。我們稍后將討論這個要點。
我們再來討論因借貸而產生的代理成本。簡單起見,我們用特例來說明。如果股票融資會產生因剩余財產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而造成管理者和投資者的利益沖突,那么有人便會問,為何我們不常見管理者買下所有的股票以便降低因股票融資而產生的代理成本然后再以借貸融資經營公司呢?這減少的代理成本就是管理者和所有者的收益。答案是借貸融資有獨特的代理成本?;ズ湍肆终J為因借貸融資而產生的代理成本包括:(1)負債率高的借款人會作損害貸款人而有利自己的打賭或財產轉移行為;(2)為減少前種行為而支出的監督費用;(3)破產費用。破產費用較為簡單,所以不需要詳細討論。為減少借貸雙方利益不一致而承擔過大的風險或轉移財富行為的費用主要包括在合同中訂明限制借款人某些行為的條款、監督合同執行情況的代價及實施合同的代價。對貸款人保護越好,這類條款就必須越詳細。由于有關借款人某些將來的行為和情況是不確定的,制訂這類合同的代價是非常大的。再說,合同的執行和實施也是需要代價的。事后違約是司空見慣的。
對因利益不一致而產生的借款人事后轉移資金用途或采用其他手段來轉嫁風險的行為需略加討論。斯密和瓦納總結了四種可能造成借貸雙方利益沖突的做法。這些做法將增加借款人的財富而降低貸款人應有的收入。第一,事后改變紅利政策問題。在既定紅利政策條件下舉債,的價格和貸款的利息對紅利政策作出了反映。然而,如果借款人或發行人事后改變紅利政策如提高分紅率,那么這樣的決定是不利于債權人和擁有人的。第二,債權侵蝕問題。假如的發行或貸款的提供是在假定借款人事后不會發行或借貸具同一次序或更優先次序的或貸款的,那么事后的違約將不利于先前的債權人或擁有人。第三,資產替代問題。如果借款人事后用高風險而低成功率的項目替代低風險而較有成功希望的項目,那么借款人的財富會增加而貸款人的財富會對應下降。第四,低投資問題,如果借款公司的價值主要是將來一系列的投資機會,借款公司可能會不從事該類投資。原因是投資的收益在債股比例很高或破產時將主要由債權人取得。
除了上面提出過的限制因股票融資而產生的代理成本的監督機制外,限制因舉債而產生的代理成本的監督機制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債務市場是一個很好的監督機制。在一個多期反復借款的模型中,舉債公司從事財富轉移行為的壞信譽會增加將來貸款和發行的成本。不論債權人是否有效地保護自己,如果舉債公司從事財富轉移行為的成本大于收益,該公司則不會從事該種活動。當然這種因低信譽而產生的代價隨公司將來需求融債的程度和債務市場信息的有效程度而變化。所以,當舉債公司處于破產邊緣時,市場信譽的制約也降到了最低點。
市場機制的低效區域正是合同機制的有效空間。人們常常會發覺當債務公司破產時,債權人有權干預破產公司。合同的其他安排也會降低因利益不一致而造成的損失。有權轉換成股票的有起到減輕資產替代問題和事后改變紅利政策問題。這種因可選擇轉成股票的擁有人可以獲得部分因舉債公司事后從事高風險項目而可能帶給發行公司的收益。因為發行人如事后從事資產替代行為,則擁有者可以把換成股票。
另一種降低因借貸融資而產生的代理成本是債權人在合同中要求債務人提供債務的擔保。有優先求償權的債也可以部分消除資產替代問題。因為債權人在這類合同中可以用較低的執行和實施合同的代價而優先實現債權,所以有優先請求權的債可以減少資產替代問題。在這類債務合同中都存在限制債務人處分擔保物的權力。而這種擔保物常具有公司特有的價值, 也就是說該擔保物對公司的價值遠大于其市場價格。這就是用質物來支持交換的基本點。有擔保物的債也可以避免債權侵蝕問題。只要債權人辦理了擔保物的登記手續,他對該物就有優先求償權。顯然債務人想通過事后舉債來改變債權人對該擔保物享有的優先求償權是非常困難的。另外,有擔保物的舉債方法又可以部分消除投資不足問題。這是因為新項目的收益主要是在股東和債權人之間分配。如果在股東和原債權人都無法或不愿出資的情況下,非擔保之債不太可能吸引新的債權人。原因是新的債權人將承擔項目失敗的風險。而現存的債權人只會從中得益。除非擔保物不足抵償本息,擔保之債至少可以保證新的債權人的貸款是安全的。
另外,債權人對債務公司持股也是一種有效的因舉債融資而產生的監督機制。眾所周知,在一般的債務合同下,債權人只有在債務公司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時,才能對債務人進行干預。但是,如果債權人同時是債務人的股東,他們就可以要求召開股東大會。如果債權人的股份相當大,那么他(們)就可以撤換債務人的管理者。債權人對債務公司持股,也可以部分消除事后改變紅利政策問題和資產替代問題。事前債權人因持股可限制債務人轉移財富的行為。事后由于債權人是債務人的股東而獲得部分債務人因轉移財富而取得的收益。如果債權人是債務公司的惟一或主要債權人,那么這又可以消除投資不足問題。又由于債權人是債務公司的(大)股東而行使了監督任務和控制權,債權侵蝕問題將不會太嚴重。這是因為債權人和股東雙重身份明顯增加了對債務公司行為信息的質量。顯然,這種雙重身份有利于降低因舉債而產生的代理成本。
再有,交叉性的貿易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相互持股也有利于減少因貿易信貸而產生的代理成本。這些貿易活動進而有助于促進集團成員的特殊資產投資。我們把特殊資產解釋為對公司本身的價值大于其市場價格的資產。這種資產的利用有賴于穩定的合同關系。在這樣的公司集團中,因股票融資和因舉債融資而產生的代理成本都得到了較好的控制。這種相互監督和貿易合同關系決定了公司集團成員有互利而無競爭關系。然而,要使這種公司集團保持有效,強有力的產品市場的競爭是必要的。
三、比較公司治理制度研究的政策意義
在該節,我們將簡略討論德國、日本、美國和某些旨在降低因股票融資和因舉債融資而產生的代理成本的監督機制的特點。然后我們將討論一下比較公司治理制度研究對中國的政策意義。
在德國,法律對銀行持有非金融企業無什么限制。相應地,德國銀行不僅是大型非金融企業的貸款提供者,而且也是這些公司的主要股東。一般認為德國的股票市場在融資中的作用遠不如大的銀行。略舉幾例便可看出銀行對生產企業的控制程度。1986年,德意志、德累斯頓和考曼芝三家銀行共同控制了西門子32.5%、奔馳61.66%、大眾7.9%、拜耳54.5%、BASF51.68%、Hoechst 63.48%和VEBA 48.92%的股票。盡管這三家銀行對大眾的持股不高,但德國法規定,除非投資者反對,銀行作為經紀人及以自己參與的投資公司可以用這些股票在股東大會上投票。所以在大眾公司中這三家大銀行可以用大眾50.13%發行在外的股票來表決。在德國生產性企業中,股東推舉50%的監事會成員,其他50%的監事會成員是由職工選舉的。職工盡管在監事會上有50%的席位,但股東可以用超多數的投票來越過職工監事的限制而擁有控制公司的重大決策權。監事會有決定管理會的成員并且審批公司的重大決策權。管理會處理公司的日常事務。在德國最大的100家生產企業中,銀行在96家企業中行使了推選監事員的權利。通常四五家銀行能有效地控制生產性公司的決策權。大股東數目的稀少避免了集體行為問題,這樣股東對管理者的控制就比較容易。不難看出,德國少量的銀行控制了大量的生產性企業。少數銀行對企業管理者控制的重復性行為又大大減少了某銀行在監督行為上占其他幾個銀行便宜的可能性。作為企業有影響力的股東,銀行的控制顯然大大降低了因股票融資和貸款融資而產生的代理成本。股票的擁有限制了生產性公司中管理者無限追求自身利益的機會以主義行為。大量的貸款又需要提高對債務人的了解和控制。德國的公司立法正適應了這種需求。我們以舉例來結束對德國監督機制的討論。德意志銀行對眾多的企業提供了大量的貸款,它對這些公司的股票持有量也是世上少有的。該銀行控制了西門子17.64%,奔馳41.8%,拜耳30.83%,BASF28.07%,Hoechest14.79%,VEBA19.99%,Linda AG 10%,Klockner-Humbldt AG41.41%,Philpp Holzmann AG 35.4%,Bergmann-Elcktrigitats AG35.5%的股份。
日本公司的資本結構又有其特殊性。日本許多大公司都附屬于不同的公司集團。主要的公司集團有三菱企業集團、三井企業集團、住友企業集團、富士企業集團和三和企業集團等。即使不附屬這些集團的公司也或多或少地跟這些集團有商業合同關系。在這些集團中,核心銀行一般控制了各成員公司5%的股份。這些成員也同時擁有核心銀行的某些股票。公司集團的其余成員一般持有某一成員接近30%的股份。核心銀行和其他四五家金融機構(包括保險公司)一般控制了集團內某成員20%的股權。日本公司的董事會在通常情況下是由公司內的經理成員組成的。我們略舉幾例。在1992年,五家金融機構持有豐田21.5%、東京電子15.7%、日立13.6%、三菱電子18%、東芝15.8%和尼桑21.9%的股份。
那么企業間的相互持股有什么優越性呢?我國經濟學者吳家駿認為企業法人相互持股具有一種“架空機制”。第一,他認為法人相互持股形成了穩定的股東。穩定的股東可以形成協作關系,而且也可以避免企業被兼并。我們認為如果企業交叉持股只是為了穩定股東,那么我國的國有企業不改革就有穩定的股東—國家。自然吳家駿不贊成大力發展股票市場。我們對相互持股能形成協作關系這一點表示贊同。如前所述,債權人和債務人交叉持股有利于促進合同關系。而這些長期的合同關系會促使企業增加特殊資產的投資。我們對相互持股而達到反兼并的優越性表示懷疑。曼納最早提出了敵意性兼并的經濟意義。敵意性的兼并可越過被兼并企業的管理者而達到控制被兼并企業的目的。如果被兼并企業經營不佳,那么通過購買股票而取得對方公司的控制權并撤換該企業的管理者是財富增值的行為。日本并無足夠數目的敵意性兼并,自然也得不出反兼并是有利于經濟的結論。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敵意性兼并市場比較活躍時期,經驗調查表明絕大多數的敵意性兼并是財富增值的行為。第二,吳家駿認為法人相互持股可以降低紅利而使股價上漲。我們對這一點持有不同的看法。降低紅利并不一定能使股價上升。相反,降低紅利可能對股價不利。降低紅利能否有利于股價決定于公司的投資機會。如果降低紅利能使公司更經濟地取得資金以實現優良的投資項目,那么股價自然上升。如公司并無有利可圖的投資項目而又降低紅利時,則股價會明顯下降?;ナS嗔髁?free cash flow)的理論已證明了這一點。剩余流量是指除了用于收益現值大于成本外的流量。顯然,這樣的如不用于分紅,則會被管理者濫用, 這肯定會不利于股價。第三,吳家駿認為法人相互持股架空了所有者。我們對這一點不能茍同。如果所有者指的是大量分散的個人小股東,那么我們認為他的論點意義不大。如前所述,由于集體行為問題,這些現代公司中的小股東對公司管理和監督本來不起什么大的作用。如果所有者包括公司,那么日本企業的所有者并沒有被架空。日本企業對自己控股公司的監督作用并不弱。這點我們稍后還將討論。如果他認為公司剩余財產權和管理權的分離在無監督機制的情況下有利于公司的經營,那么我們認為他的論點是不正確的。
那么日本特有的公司管理結構有什么好處呢?第一,公司成員的相互持股有利于成員間貿易合同關系的穩定發展。這樣的關系有利于這些成員增加特殊資產的投資。第二,這種公司集團成員間的相互持股有利于相互監督。在這種集團里,當某個公司成員經營不良時,該公司的董事會將有其他公司成員的人員加入。而當某公司成員出現經營虧損時,銀行會派董事進入該公司的董事會。經驗調查表明,當外派董事出現時,日本公司集團內某個成員的高層管理人員的變動便增加。職務終身制、管理者內部晉升制度和細小的經理市場有力地限制了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第三,這樣的相互持股關系有利于處于困境中的成員的整頓和恢復。較少的金融和貿易債權人有利于避免集體行為問題而降低整頓的交易費用。穩定的貿易合同關系又使整頓便于進行。經驗調查表明當某個成員出融危機時,該企業的生產擴大了。原因是銀行繼續提供貸款而且其他成員中的供應者和購買者擴大了對該公司的供應和需求。不容否認,這些做法可能會維持低效的企業。但是高度競爭的產品市場表明這樣的效益損失不會太大。否則的話該企業集團就會在與其他企業集團或公司的競爭中被淘汰。第四,金融債權人(銀行)持股提高了對債務人信息的質量。而且也提高了對債務人的控制和干預。這顯然會有利于降低因舉債而產生的代理成本。也許有人會問既然金融債權人的持股會降低因舉債而產生的代理成本,那么日本銀行為什么比不上德國銀行對債務企業的持股量呢?答案是簡單的,這是由于二次大戰后美國左右了日本的立法活動。那時,日本法律只容許銀行擁有非金融企業10%左右的股份。1977年,法律修改后又規定在10年內,銀行對生產性企業的持股量必須降低到5%以下。表面上看,日本銀行只能擁有5%的非金融企業的股份,但由于銀行同時擁有企業集團內其他成員5%的股份和這些公司成員間的相互持股而形成的貿易和監督關系,銀行的作用遠大于其持有的股份所應有的。
為什么日本的銀行像德國的銀行那樣在公司融資和公司管理中起那么大的作用呢?答案似乎比較簡單。因為像德國那樣,日本戰后的政策和法律或多或少地限制了股票市場的作用。有人也許要問是否強的銀行控制力一定會產生高效的經濟呢?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相對微弱的銀行作用也會有高效的經濟,美國就是例證。1984年,美國1500個左右的銀行大約擁有3900個分支機構。也就是說平均每個銀行只有2.6個分支機構。另外盡管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遠遠大于日本和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但是,在1991年美國最大的10個銀行的資產總和僅是日本最大的10個銀行資產總和的28.5%和德國最大的10個銀行資產總和的66.57%。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美國相對小的銀行和它們參與其他公司治理的微小作用呢?羅爾公司管理的學說認為和法律起了很大的作用。歷史上,美國法律限制了銀行在全國范圍的經營。分支機構必須得到其他州的同意才可以在那里經營。這種審批只是近期才變得容易些。銀行是既不能持有生產性公司的股票也不能和保險公司有關聯的。銀行的控股公司不得持有任何非銀行5%以上有表決權的股份。盡管銀行中的信托部門是允許持有其他生產性企業不足10%的股份,但是這樣的持股會有許多不利之處。第一,在對方企業破產時,銀行可能要對破門企業承擔法律責任。銀行也可能在破產清債次序中失去應有的優先次序。第二,證券法對控股金融機構作出許多限制有關證券買賣,股東派別之爭中的表決權斗爭。投資和控股意向還需要披露。

附息的定義是?

附息是指在券面上附有息票的,或是按照票面載明的利率及支付方式支付利息的。息票上標有利息額、支付利息的期限和號碼等內容。持有人可從上剪下息票,并據此領取利息。附息的利息支付方式一般會在償還期內按期付息,如每半年或一年付息一次。

付息是什么?

你是說的附息吧。附息是指在券面上附有息票的,或是按照票面載明的利率及支付方式支付利息的。息票上標有利息額、支付利息的期限和號碼等內容。持有人可從上剪下息票,并據此領取利息。附息的利息支付方式一般會在償還期內按期付息,如每半年或一年付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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